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四）  -- 田颖拓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01·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 在今天的世界上，象中华文化这样一脉相承的，也只有中华文化。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也正是因为积于这一点，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离不开易学文化，离不开儒、道、释文化，即儒学、道学和佛学。佛学之所以被称为“释”，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印度佛学，而是被汉化了的佛学，即经过中国千百年流传、演化，被中华文化重新诠释过的佛学。欧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争端，又常常是战争的诱因。在东方，或者说主要是在中国，各种文化互相融通，数千年相安无事，这本身就说明中华文化的巨大兼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兼容性，才使中华文化达到今天的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易经和儒道释这个主干，是因为它们各自担负着自己的使命，相互交叉作用，共同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台湾学者南怀谨对儒、道、释三家，有一种比喻，他说：“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南先生在这里没有谈到易经，如果把儒家比喻成粮食店；把佛家比喻成百货店；把道家比喻成中药店，那么，易经就是超级市场。它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集散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支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根，并且可以藉此证明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我们姑且不论此种比喻是否恰如其分，至少说明易学文化与儒、道、释文化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着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繁荣、历史厚重的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而又深刻的。用之于政治，可以治国安邦，譬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内用黄（帝）老（子），外施儒术的结果；用之于经济，可以富国强兵，譬如管仲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就是阴阳文化和道家哲学的实践结果；用之于事，可以百战百胜，譬如中国的事家，从孙子到诸葛亮，都是阴阳学家；用之于个人，可以修身养性，譬如老庄的“无为”哲学，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用之于社会，可以安居乐业，譬如儒家的天命论，一向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的无为观，一向被统治者视为至宝，就是因为它们一贯提倡知足常乐，使人人在社会上自安，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用之于科学，可以见微知著，譬如许多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都曾经受到易经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的发明，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等等，都有《易经》的影响；用之于艺术，可以美轮美奂，譬如中国水墨山水绘画的写意和抒情，中国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都曾经和正在陶醉着无数的世界名人；用之于设计，可以精美绝伦，譬如中国古代的浑天仪、司南等等，都曾经使世界历史为之倾倒……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妙用，用它来解释宏观世界，可以知道，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用它来阐述微观世界，可以明白，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 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先来看西方的哲学，黑格尔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这位大哲学家在他的自传中就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中国《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赞叹《易经》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列宁曾经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在这里不仅是对哲学家黑格尔的尊重，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科技的重要作用。 不仅仅是哲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中华文化也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以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饮誉全球。他对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情有独钟，而是如醉如痴，他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王国里，已经穿行了很久很久，其贪婪程度，不亚于一头饿极之牛猛然闯进麦苗青青的田园。李约瑟，这位英国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研究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对《易经》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看到他（莱布尼兹）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同时，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论述。李约瑟博士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华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一座富有的金矿。 也不独自然科学，在艺术与设计领域，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过的，在西方艺术设计教育史上具影响力的包豪斯，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豪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中国的老庄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把老庄哲学，应用到教学和设计实践中去。有一个曾经在包豪斯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就是瑞士画家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伊顿是包豪斯重要的教师，他的主要成就是，设计并推出了包豪斯的初步课程。这个初步课程的首要目的在于，把每个学生内心沉睡着的创造潜能解放出来。约翰·伊顿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其教育实践中，引进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和道教的气功修炼。伊顿给学生讲中国的老庄哲学思想，经常引用《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类的话。要求学生在做专业训练之前，先要磨练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辅助手段是躯体拉伸、呼吸控制、沉思冥想。伊顿要求学生学习画中国山水画，让学生画山、画水、画树，要求学生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观察与诠释世界。上人体绘画课时，伊顿也大胆引进老庄的哲学思想，他不要求解剖学意义上的准确无误，而要求学生独出心裁地发掘与诠释模特摆出来的各种姿势。伊顿还经常引用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点，帮助学生掌握建筑空间理论。伊顿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个性，把学生分为倾向精神表现者、倾向理性结构者、倾向真实再现者三种类型，分别加以不同的指导。这明显源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思想。 皇皇5000余年中华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但却从未中断，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无法比肩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在经历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辉煌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1世纪沉寂在尼罗河腹地的沙漠深处；曾经建立过法治社会的两河文化，在经历过汉谟拉比法典殊荣之后，踉踉跄跄走过四个王朝，虽然有过新巴比伦王朝的中兴，但终还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自相残杀中，落日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曾经为地中海点燃文明之火的古希腊文化，在经历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辉煌、希腊城邦的繁荣、亚历山大帝国的东西方交流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世纪的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折戟沉沙在爱琴海中；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之上，把古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古罗马文化，在辉煌了上千年，完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传承任务后，也在蛮族的劫掠下，于公元5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有东罗马帝国的延宕，但那已经是融合了东方文化的拜占廷帝国了。 上面的例证足以说明，在世界上，那些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辉煌一时的文化，曾经为世界文明贡献过全部遗传的文化，都不曾象中华文化这样一脉相承，前后5000余年保持着丝丝入扣的传承关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己任，为荣耀。这种历史使命感，历史荣耀感，不仅为占多数的汉民族所独有，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所共有。我们姑且不论上古时代先民部族经过怎样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融合，单就各兄弟民族共同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黄帝发明衣服、舟、车，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太昊氏又被称为伏羲氏，发明网罟，又作八卦，八卦是比结绳为进步的记事方法。据说蚩尤“以金为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早发明者……所有这些太古时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都有我们各兄弟民族的不同贡献。 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少数民族或者局部，或者全部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但他们从来不曾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传人。北魏时期，是鲜卑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但鲜卑人对自己的祖先却有明确的解释，《魏书·序纪》开篇写道：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由上可知，鲜卑人把自己的祖先直追到黄帝的儿子昌意门下，说自己是昌意小儿子的后人。据司马迁考证，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有四个妃子，其中西陵之女，名曰嫘祖，是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二个儿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居住在江水；其二曰昌意，居住在若水。若水在蜀地，黄帝就为昌意娶蜀山氏女，名曰昌仆，后来昌意与昌仆所生的子孙，都以山名封部落号。昌仆生的孩子中，有一个叫高阳的，也就是后来接了黄帝班的颛顼。至于昌意的小儿子是否昌仆所生，是否受封北方，并且统治幽都以北地区，我们不得而知，但鲜卑人以大鲜卑山为自己的部族名号，倒是真实的。鲜卑人以慕容氏、拓拔氏为著名，北魏就是拓拔氏建立的政权。由鲜卑人自己修著的历史，我们知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外夷，而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黄帝的嫡出。 在北魏的皇帝中，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皇帝，即历史上一再被后人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或者元宏。孝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北魏的时期，不但强调民族融合，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顶礼膜拜，《魏书·高祖纪》上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不仅好汉学，这位孝文帝还在北魏大力推广汉化，把首都也从今天的大同迁到了洛阳，后来索性自己带头，把拓拔氏也改成了汉化的元姓。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的，还有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虽然他和他的子孙们，没有把自己的上祖追溯到炎黄，但终也只能把自己的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下。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终统一了中国本土，成为一代很有些气度的皇帝。《元史·世祖传》说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一个“信用儒术”；一个“以夏变夷”，就说明蒙古族统治者被中华文化所征服。元朝虽然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却不废儒学和道学。《元史·释老传》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元史·儒学传》也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不足百年的统治集团，也是十分看重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分量。 带着一股朝气入主中国的满洲人，对中华文化更是完全接受。应该说，清朝的皇帝，大多数都是很能干的。自从进关，坐上了北京的金銮殿，他们为了打破“胡人统治中原不过百年”的所谓“神话”，战战栗栗，日谨一日，虚心好学，对中华文化虔诚至极。因为有入关后位皇帝顺治“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所以，满族统治者的后人，也都一代又一代地成了汉学名家。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就是一个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造诣的皇帝，《清史稿·圣祖本纪》说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 一个“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就说明了康熙对中华文化造诣之深。 为“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雍正，更是强化“满汉一体”，他在亲自审理“吕留良文字狱”一案时，就曾经与“吕留良案”牵扯的主要人物曾静，进行过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他驳斥曾静“满洲人入主中原，是外夷侵略中国”之说，说满洲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自己就是继承中华大一统文化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建州大营的满洲部落首领。 把“康乾盛世”推上颠峰，也送上末路的乾隆，更是一个对中华文化痴迷如颠的皇帝。乾隆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他通诗文，精鉴别，诸练画史，游戏笔墨，兼擅山水花草、兰竹梅石，他对明代画家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手卷之钟爱，就说明乾隆对中华文化与艺术的如醉如痴。沈士充是活跃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的著名画家，是明朝画坛上“云间派”的代表，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笔墨疏秀，丘壑茜葱，皴染淹润，都是云间派的正传，名噪于当时。沈士充是明代临摹古画的奇才高手，他所仿宋元名家佳作，不独皮毛面目，而有神有韵，风华秀润，惟妙惟肖，神采奕奕，扑人眉睫。特别集14家于一卷，又有明代董其昌等13位书画界名人点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是一幅自五代十国，至宋、元、明700余年中国绘画的历史图卷，嗜画如命的乾隆为之倾倒，题诗15段，钤印32方。我们下面仅举两例，以说明乾隆对中华文化的造诣。 乾隆在沈士充所仿北宋著名画家郭熙的《关山行旅图》上题诗：“架空栈道萦纡，问路行人迤逦：试思孰非此哉，太白言之尽矣。右仿郭熙关山行旅。钤御印两方：几暇怡情、得佳趣。” 郭熙不仅是著名画家，而且是著名的山水画理论家，长期担任北宋中央画院院长职务，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绘画教育家，由其子郭思记录整理的《林泉高致集》，是中国美术史重要文献，对后代山水画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受到西方艺术界的高度重视，西方人对中国山水画的兴趣，多半源于郭熙的理论著作。前面提到德国包豪斯教授学生学习中国北宋山水画，即是一例。沈士充所仿《关山行旅图》，高山雄起，回溪断崖，岩岫巉绝，长松虬枝，驿道艰险，一队行旅，跨越溪涧长桥，沿两山间峡谷，匆匆赶路。透过峡谷，隐约间显现出一关城，旗杆高立，雄旗飘扬，一派生机景象。 乾隆在沈士充所仿南宋著名画家赵孟頫《青山红树图》上题诗：“展卷古香扑鼻，了知手笔不凡；精神全是天水，秋色只在云岩；红叶绿叶错出，远霭近霭相衔；弗者游人策杖，恐妨湿却衣衫。右仿赵孟頫青山红树，钤御印二方：几暇怡情、得佳趣。” 赵孟頫是赵匡胤第11世孙，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他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造诣均深，特别是书画方面成绩为突出。他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对明、清两代都有极大的影响。沈士充所仿《青山红树图》，近景湖岸树木，远景彼岸沙渚群山，用披麻皴或荷叶皴，山头用青绿皴染，树木、水草、沙渚则精描细点，后又以青、赭、红、绿等多色调加以渲染，整个画面结构颇富节奏感，虚实相生，笔法潇洒清逸，设色明丽浓郁，风格古雅俊秀，近景、中景和远景，布局合理，意境清旷深远，表现出文人画秀逸的笔墨风韵。 上面我们举证了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采取的态度，藉此说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中华文化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化，完全是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共同传承的结果。它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之中得到发展；同时也在发展中使各民族文化不断得到融合。发展，融合；融合，发展，共同传承，共同创造，这是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根本所在。 02·中华文化与现代设计 中国古代有两部被世界称道的书，反映了中华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一部是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另一部是被国外研究者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 《考工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齐国人之手完成的。《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这两部书都是对世界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也是中华文化与科学设计思想结合的典范之作。《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对后世的影响，足以让我们瞠目。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共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部书，继续讨论中华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考工记》一向被称为“先秦百工技艺之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周礼·冬官考工记》出现的。《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冬官司空”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而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考工记》之被列入中国古代“三礼”之一的《周礼》，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相互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也更加精细，《考工记》就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等记载，表明在每一专业之中，还细化出不同的工种。这时，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大夫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把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使许多工艺技术得以改进和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 《考工记》就是反映当时工艺技术和设计水平发展的技术规范著作，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容器、乐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专业，每一专业又有更细的分工。譬如，“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攻木之工涉及与木工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轮、舆、弓、庐、匠、车、梓等7个工种；攻金之工涉及与金属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筑、冶、凫、栗、段、桃等6个工种；攻皮之工涉及与皮革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函、鲍、韗、韦、裘等5个工种；设色之工涉及与纺织印染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画、缋、钟、筐、覩等5个工种；刮摩之工涉及与精细加工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玉、楖、雕、矢、磬等5个工种；搏埴之工涉及与陶瓷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陶、瓬等2个工种。 《考工记》不但对上述6个专业30个工种，进行了严格的分工，而且对每一个专业和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作工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并在记述各种经验技术知识的同时，力图阐明其中的科学道理。 从《考工记》上可以看出，在专业和工艺技术分工上，中国的设计发展，是受着中华文化极大影响的，譬如《考工记》开篇就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上述的社会分工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专业分工、工种细化中的反映。不仅如此，许多技术规范，还直接反映了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玉人之事”条说：“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候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这是传统文化对设计及工艺规范直接影响的明证。又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这是对车轮尺寸的一种标准化管理。若依当时齐国的尺（每尺约合19．7厘米）推算，此兵车、乘车之轮径应为1．30米；而经测量，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16号车轮径正好为1．30米。这显然是一种标准化设计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再强调大一统和“无规矩不成方圆”思想的自然表现。 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我们在《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条中，看得更清楚。书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参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春秋战国之时，各诸侯国纷纷建都造城，规模十分宏大，从发掘的古代都城遗址看，都城已经有明确的分区规划设计，宫殿区、作坊区等，都十分明显。面对当时的城市化高潮，《考工记》对都城的形制、城门的数量、道路的设计，宫殿的布局，以及城市等级、建筑设计标准等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当时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活动有所遵循。这是中国早，也是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设计规范，自周王朝以后，一直到明清的北京紫禁城，几乎都沿用着这个《周礼》上的都市规划指导思想。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功能不断复杂化，城市的规划设计也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的都市规划设计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几乎是一脉相承，即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也还深刻地存在着，譬如我们对城市等级、城市规模、城市基础设施配置等等，自觉不自觉的就套用行政级别，首都为等，直辖市为第二等，省辖市为第三等，以此类推，降幂排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等级思想在设计上的体现。到了汉代，《考工记》被列入《周礼》之中，更成了封建社会必须遵循的仪礼规范，不但城市建制，连同人们使用的器物，也都按照等级地位，有了明确的规范约束。所谓“非礼勿动，非礼勿施”，就已经把传统文化灌输到一切设计当中了。 到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经进入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了世界性的扩张活动，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进入了明王朝的末期。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部分地区的不少行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明代后叶是科技思想大放光芒的时期，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在这时诞生。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和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有所创新。《天工开物》就是这样一部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科学技术于一身的伟大科学文献，书中详细记述了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其中不少是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设计。 《天工开物》共分为三编十八卷。上编记载了谷物的栽种、蚕丝棉苎的纺织染色，以及制盐制糖的工艺；中编记载了砖瓦、陶艺的制作、车船的制造、金属的铸造、矿石的开采和烧炼以及制油造纸的方法等；下篇记载了兵器的制造、颜料的生产、酿酒的技术、以及珠玉的采集和加工等。书中更有附图一百余幅，成就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科技文献。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设计水平，到了明朝中后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天工开物》就为我们展示了许多当时世界上顶尖级设计。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设计，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看下面一些例证，就更能感知到这一点。 中国的易经，是中国人早认识世界的科学总结，所谓知天文，晓地理，就是认识世界的进步过程。但是这种认识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不断在发展中得到深化。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初的指南针，古人叫它“司南”，这种司南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司南由青铜地盘与磁勺组成。地盘17.8×17.4厘米，内圆外方，中心圆面下凹，圆外盘面分层次铸有10天干，十二地支、四卦，标示二十四个方位。磁勺长11.5厘米，口径4.2厘米，用天然磁体磨成，置于地盘中心圆内，勺头为N，勺尾为S，静止时，因地磁作用，勺尾指向南方。司南的设计，不仅精美，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想。 有了设计精美的指南针，使中国人的地域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增强和扩大，于是，在易经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产生了设计精美的浑天仪。浑天仪是古代测定天体位置的坐标仪器，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座为十字水平，仪体分三层：外层为“六合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和经纬度；中层为“三辰仪”，测定一年四季和日月星宿的位置；里层为“四游仪”，设有望筒以便窥测目标。当时的浑天仪均为铜体。浑天仪的发明，不仅是科学上的进步，也是设计上的突破。中国古人把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集中与一个小小的浑天仪上，这本身就是现代系统论设计思想的体现。 汉代人不仅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同时还设计制造出浑象仪。浑象是古代的天球仪，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下为地柜，上为经纬环规，规中设浑象球，半在地下。柜轴为35度，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地理纬度。球面列布星宿在宇宙间的位置，以便观察。浑象仪同浑天仪一样，都是铜体。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手里，对浑天仪设计上的诸多缺点，加以科学的改进，设计并制造出装置简便，效用更广的简仪。简仪长470厘米，宽328厘米，高310厘米。简仪突破了浑仪环圈交错不便观测的缺点，将环组分别架立，组装简单，使用方便，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天文仪器。简仪的设计与制造者郭守敬，在设计并制成简仪的同时，还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天文仪器。 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兴趣，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强烈，于是，明朝**在北京建立了国家天文台，古人称它为观象台。明清两朝的古观象台，设于北京内城东南角城墙上。始建于明朝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后来清朝**加以增修补建，成为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台高14米，台顶南北长20.4米，东西长23.9米。明代设计制造的仪器或毁，或移于别处（简仪、浑仪等）。现存的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共八架天文仪器皆为清代初年设计制造。 上面举证的几个与天文学有关的个案，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了伟大的易经文化，这个易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说，得益于易经文化，是易经文化为古人导引了一条正确认识宇宙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人有了天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和设计成果。 易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远不止于上面所举的例证，譬如易经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就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医学讲阴阳互补，讲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均来源于易经文化。据此，中国医学又产生了经络学，并且发明了针灸技术，针灸技术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根据中国古代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北宋时期，中国古人设计出“天圣针灸铜人”，铜人身体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早设计的人体模型，开创了应用人体模型进行诊断、治疗和教学的先河，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人类搞“仿真人”，用电脑合成手段，设计成三维立体图形，藉此辅助疾病的诊断、治疗，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古代医学的经络学说和“针灸铜人”，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农思想，在这种重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设计制造，也很为世界科技史学家重视。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时期铁锄，就是一个设计合理，造型美观的手工业产品。铁锄长10厘米、宽10.5厘米、距2厘米。这种形制的铁锄，安装把柄后有利于使用，不仅可以锄草，还有利于保墒。东汉人毕岚发明设计的龙骨水车，又叫翻车，是一种农田灌溉工具。后来经过三国时人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传动轴、方形链板、车厢等部件组成。先以人力为动力，后来扩展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龙骨水车设计精巧，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一直使用到现在。 自从有了指南针，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船队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九桅，挂十二帆，这是当时世界上设计制造大的木帆船。这种木帆船在航行中使用水罗盘进行导航。 造纸技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巨大贡献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也越来越精美，唐代以后设计制造的暗花龙纹宣纸，到了清代，更加炉火纯青，清代生产的暗花龙纹宣纸，纵64厘米，横133.5厘米，是一种设计精美，使用方便的书画宣纸。 火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对于火药的利用，中国古人并非都是烟火礼花，也用于实战。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宋设计发明的突火*，就是一种管状火器。突火*以巨竹筒为*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这是世界上种发射子弹的步*。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明代“铜火出水”火器，是现存早的铜火铳。铜火铳由前膛、药室和尾柄组成，可供手执。总重3.55公斤，火铳小而轻便，士兵单人可随身携带，点燃引火线后爆炸发射，在实战中证明有相当威力。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架火战车，长120、宽52、高87厘米。这是一种独轮车装载火箭的战车，前有绵帘，需要时可放下挡铅弹，车两侧设置六筒火箭，计160支，火铳2支，长*两支，此战车由两人操作。后来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一种长108厘米的火箭，在箭支前端缚火药筒，利用火药向后喷发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发射出去。这是世界上早的喷射火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繁荣的中华文化，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始终紧密结合，从而为世界文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实用价值，而且都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设计成果。这就是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的绝妙之处。 03·现代设计在中国 现代设计在中国的萌芽　在时下的中国，讲现代艺术、讲现代设计，是很流行、很时尚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与设计联系起来，并且加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就不那么轻松了。本文开始时谈到，今天人们所认识的现代设计，大体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工业革命，自然也就没有经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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